有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春秋大戏。戏中有一群感天动地、光照日月的千古义士。这支义薄云天的义士群体，至少从元代有戏剧始，就已浸入我们民族的骨髓，文明的血脉。千百年来一直感召着戏台下一茬茬陶醉其间的看客们，甚至征服了二百七十多年前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艺术家，如德国诗人歌德、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英国谐剧作家默非等。如今它已成为各大剧种、各大流派久演不衰的经典大戏，甚至有人把它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至今人们仍在不停地对它进行重新演绎改编。王国维把它与《窦娥冤》并列，称之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这部大戏就是影响中国近千年的经典名剧——《赵氏孤儿》。

在这部荡气回肠的千古大戏中，昏君奢靡无道，奸臣穷凶极恶，忠良惨遭诛戮，义士舍身取义，慷慨悲壮，自始至终荡涤着一股磅礴的英雄主义冲天气势。为我们塑造出勇士锄麑、殿前太尉提弥明、桑下饿汉灵辄、草根郎中程婴、暮年烈士公孙杵臼、刚烈将军韩厥、社稷重臣赵盾和贞烈公主赵庄姬等一系列皇权时代楷模典范式人物。

千百年来，人们每每以该故事源自煌煌史家巨著《史记》为由，把它奉为深信不疑的历史真实。殊不知，完全真实的历史是个没有解的方程，永远也不可能找到它真正的谜底。司马迁也不例外，自从他抛出这段悲壮的历史事件以来，围绕赵氏孤儿事件的真伪，历代学者们就踏上了孜孜不倦的漫漫求索路。自汉代王充的《论衡》始，到唐代李翰的《蒙求记》、刘知己的《史通》，宋代的《容斋随笔》、《困学纪闻》、《梁氏史记志疑》，一直到当今的各路学者专家，从未停止过对该事件探究与争鸣的脚步。

让我们继续沿着历代学者的足迹，走入卷帙浩繁的典籍黄卷，去亲近“赵氏孤儿”中一个个令我们灵魂悸动的久远先人吧！

一、锄麑、提弥明、灵辄——借问英雄何处

作为纪君祥大戏舞台上第一个披着夜色登场的勇士——锄麑（也作鉏麑），他的使命简单而残忍——奉奸臣屠岸贾之命夜刺赵盾，剪除其政坛上的冤家对头。然而，英雄的锄麑与莽撞刺客最大的区别是，在夜幕下的摇曳灯光中，他能一眼看出赵盾是位正气浩然的忠臣良将。侠肝义胆的勇士，竟一时不忍下手，毅然决然地一头撞向那棵似乎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老槐树，悲壮而死。

舞台上倒下一位刺客，看客们的心中站起了一位义士！大戏一开幕，就被一种愤懑悲怆的气氛所笼罩。锄麑第一个完成了皇权时代义士兼大侠形象的塑造使命。后来《铡美案》中的韩奇，就是锄麑不折不扣的形象翻版。

关于锄麑的刺杀行动，《国语·晋语五》的《赵宣子为政》和《史记·晋世家》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远没有大戏舞台上那么酣畅壮烈。不过史书与大戏的一点重要不同之处是，锄麑并非受屠岸贾雇凶杀人，而是奉国君晋灵公圣命行事。面对凛然正气的赵盾，老刺客突然遇到了新问题，《晋世家》中的他不禁喟然长叹：“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正义感十足的他，既不愿杀忠臣，也不愿违君命，在他的眼中都是一样的罪过！义士只能用义气的手段了断此事——碰死了事！这就是侠客与恐怖主义组织的最大不同之处，但戏台下的看客们大都把这笔血债记在了奸臣屠岸贾的头上。

应该说，是纪君祥先生拭去了锄麑身上的历史尘埃，对他进行了重新包装演绎，一千五百多年后浓墨重彩地重新闪亮登场。戏台上的锄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而使上至皇族权贵、下至普通百姓，都欣然接受了这位英雄人物。从此，锄麑的舞台形象丰满正当起来，一代代国人认识了这位春秋时代的肝胆侠士。

纪君祥大戏中第二个闪亮登场的英雄叫提弥明（也作示眯明）。他是在屠岸贾放出饿犬神獒追扑赵盾的千钧一发之际，突然现身的。这位身居晋灵公殿前太尉要职的武官，比撞树的锄麑更富有正义感和超人胆略，竟明目张胆地在君王面前“弃君命”，临阵反戈，一瓜槌打断神獒的腰骨，随之力劈神獒，当场解了忠臣赵盾的燃眉之危。

赵盾趁机乘车逃跑，可他的驷马锦车已被蓄谋已久的屠岸贾提前偷走两匹马，卸掉一只轮子，动弹不得半步。在此危难之际，晋灵公的殿前卫士、当年受过赵盾一饭之恩的饿汉灵辄同时反水，挺身而出。他一臂抬起车轴，一手挥鞭驭马，一路狂奔，杀出重围，救下赵盾一命。

灵辄是纪先生大戏中第三位登台亮相的慷慨勇士。

激战中提弥明被晋灵公的卫戍部队杀死，弃君命者，终遭君诛；灵辄不知所终，即使再回到桑树底下，估计也做不成他的潇洒饿汉了。

戏台上个性如此鲜明的二位英雄，在《史记》中却是隐隐约约，模棱两可的形象。《赵世家》仅提到“桑下饿人”回身救顿，而不见饿人姓名。《晋世家》仅提及提弥明一人而不见灵辄现身，而此处的提弥明成了灵公的厨师，根本不见戏台中二人精彩搏杀的救顿场景。有学者说，这是司马迁把灵辄和提弥明二人混为了一谈，致使《史记》中的英雄都仅以含糊其词的桑下饿人身份出现。

在此稍前的《吕氏春秋·报更》中记载的桑下饿人同样没有姓名，只是以“何以为名，臣骫桑下之饿人也”，自报家门。后来的散文家刘向在《说苑·复恩》中，也记载过赵盾救治桑下饿人之事，但饿人在《说苑》中依旧没有名字，故事仅以“赳赳武夫，公候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而作结。唯有更早的《左传·宣公二年》指出过桑下饿人为灵辄，并提及提弥明杀獒救盾之事，使我们终于得以在正史中找到了义士的名字。

学者们尚且如此木讷，而不读书的普通百姓们，更难得识其庐山真面目了。还是该感谢纪君祥先生，是他让二位英雄高大鲜活起来，走入芸芸众生的视野。在游侠辈出的春秋时代，出现提弥明、灵辄这样的侠客并不奇怪。

同样，史书中二位义士勇救赵顿的业绩，与纪先生笔下的奸臣屠岸贾没有关系。欲置赵盾于死地的仍是晋灵公本人。可见当时国君灵公与权臣赵盾之间的矛盾已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才导致了后来赵盾的弟弟赵穿弑杀灵公，继任的景公诛杀赵氏所谓的“赵氏孤儿”事件的最终爆发。

纪君祥大戏中的韩厥形象更为高大闪光，他大义凛然，舍生取义，不但仗义放走义士程婴，而且为打消程婴救孤的后顾之忧，慷慨自刎。刚烈不折的韩厥，像苍穹中一颗耀眼的流星，为人世间掠过一道凛然的正义蓝光之后，便匆匆消失在重重帷幕的舞台深处。

其实，这更是纪君祥先生一手包装的典型戏剧式英雄。可韩厥压根儿不是《铡美案》中韩奇式的小人物，在铿锵激越的舞台上一死了之后，便能消失于岁月的漫漫尘埃，再无人问津。史书上的韩厥，不但没有自杀，而且一直是晋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专权六卿贵族之一。他不仅是赵氏灭族的铁杆儿反对派，还是极力扶植赵氏重新崛起晋国政坛的幕后策划与支持者，更是战国七雄之一韩国的开山掌门人——赫赫有名的韩献子。如果他当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自杀了，就不会再有后来的赵氏崛起，三家分晋，以及登上战国历史舞台纵横捭阖的韩国。

实际上，韩厥与赵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渊源。早在《国语》的《晋语》五——《赵宣子为政》中就有赵盾举荐韩厥为晋军司马，以及韩厥在河曲之战中严格执法，力斩赵盾车夫的记载。赵盾非但不怪罪韩厥，反而大加赞赏。韩厥也由此成为司马一姓的鼻祖。从此韩厥在赵盾的扶持下，在晋国政坛扶摇直上，成为赵氏牢不可破的政坛同盟军。各种史书对韩厥政坛活动的记载更是络绎不绝。

让他慷慨赴死，是纪君祥给他，也给历史及后来的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正是由于韩厥与赵氏之间的这层政治联盟，《史记》称，当赵氏被诛族时，韩厥极力为赵氏辩解，力阻屠岸贾，并及时向赵朔通风报信。他的努力失败后假称有病，闭门不出，以示抗议。据《左传》及相关史料分析，仅仅两年后，韩厥利用晋景公病重期间做的恶梦，大做文章。他引经据典，含沙射影，极尽口舌之功，甚至不惜安排亲信装神弄鬼，对景公连唬带吓，恩威并施，终于得以为赵氏平反昭雪。可以说政坛地位显赫的韩厥，才是赵氏复兴至为关键的人物。

是纪君祥先生刻意拔高了专权贵族们的道德情操，为他的传世大戏添一份悲壮色彩而已。

三、莫须有的程婴与公孙杵臼

程婴和公孙杵臼，无疑是纪君祥这部经典大戏中最有分量、最出彩的明星大腕儿。

在这部大戏中，程婴是个身份卑微的地道小人物——草泽郎中。他只是贵族赵朔一位游走江湖的布衣朋友，可正是这位不起眼的草根小人物，胸怀王公贵族不可能有的仁心仁术，用自己卑微的孱弱双肩，扛起了赵氏救孤复兴的猎猎大旗。

他第一时间赶到下宫，把孤儿藏入药箱，带离险境；慷慨陈词，说服宫门守将韩厥，大义放行，慷慨自刎；他吞下血泪，缴出襁褓中嗷嗷待哺的亲生幼子，桃李代僵，换下孤儿赵武；救孤双簧戏，他选择了公孙杵臼认为难办的抚孤复仇；他红心白脸，忍辱负重，用小人物的可怜尊严，换取了奸贼屠岸贾的信任，才得以苟延残喘，苟活于世。

在孤儿幸福成长的十几年漫长岁月中，他独自吞咽着卖孤求荣的恶名、戟指唾骂的侮辱，在生不如死的政坛魔爪下左右逢源，含辛茹苦，终于把孤儿赵武拉扯成人。为使一张白纸般的赵武燃起复仇的烈焰，他煞费苦心，画图说古，痛说家史，控诉奸佞，终于策动懵懂的赵武，挥舞起复仇的利剑，杀向十恶不赦的屠岸贾。当赵武如日中天登上晋国权贵豪门的风光舞台时，本该坐享富贵的程婴却悲壮自杀，赴阴曹地府向他的同道盟友韩厥、公孙杵臼，还有托孤的好友——赵朔夫妇，报告托孤的胜利消息去了！

大戏中的退休老臣公孙杵臼，本已归隐山林，万事无忧，任凭庙堂之上波诡云谲，血肉横飞，与他已毫不相干。可纪先生这部大戏中的义士没有一个是官场油条，哼哈先生，公孙老人虽已烈士暮年，但血性依然刚烈如火，足以使朝堂上那些荷枪执戟的各路将军贵族们黯然失色。苍髯公孙闻讯挺身而出，白发与银须共舞，与程婴的双簧戏配合得鬼哭神泣，天地动容。老迈之躯被屠岸贾“打的来不知一个颠倒”。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岂能“熬的住这三推六问”？最终老义士酣畅淋漓地选择了他认为简单的任务——为救孤儿轰然撞阶献身。

这部经典悲剧瞬间推向高潮！二位义薄云天的千古义士，从此光照日月，润泽后世，共同托起了这部大戏惊心动魄的不朽灵魂！

但翻开《史记·赵世家》，程婴的形象反差，就像吃了苍蝇一样令人倒胃。不但韩厥未死，而且程婴桃李代僵，献出自己宝贝儿子的事，也压根儿就从未发生过，而是纪先生移花接木式的乾坤大转移。司马迁明确告诉我们，“乃二人（程婴、公孙）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史记·赵世家》）是程婴伙同公孙杵臼，把“谋取”的“他人婴儿”慷慨缴给了屠岸贾！这事与戏台上程婴的同龄幼子没有丝毫关系。这不能不令我们世代敬仰的义士形象注水，英雄气概褪色。

更为遗憾的是，这部取材于《史记》的经典大戏，不知寄托过多少仁人志士理想化身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被众多的学者指出，这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彻头彻尾的小说式人物。翻开《史记》，其中的《晋世家》对二位义士只字未提，《韩世家》仅有躲躲闪闪的寥寥数字，就一笔带过，唯有《赵世家》详细记载了两位敢死志士的英雄壮举。其他或前或后如《左传》之类的相关史书，更是无从谈起。这只能成为令人遗憾的历史孤证，其说服力大打折扣。

并且司马迁的《赵世家》还有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从赵氏先祖中衍到赵简子之父赵景叔，时间跨度起码涉及到赵氏家族二十多代，太史公共用了两千多字，单赵氏孤儿的故事居然占据了一半的篇幅。且赵朔之前和之后的事情都叙述得非常简单，唯独这个事件故事性极强。整个事件过程、人物对话，完全是小说式的生动语言，不能不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程婴把屠岸贾带到山中，随便指着一个叫公孙杵臼的老头儿，说他怀中的孩子就是赵武，并要求屠岸贾给他一千金的赏赐，狡诈的屠岸贾能相信吗？其实程婴完全可以把假孤儿直接放在赵庄姬的下宫，然后带着屠岸贾来杀，这样还可以使公孙老人免去一死之灾。

看来，惨遭汉武帝摧残的司马迁，在叙述这段洋溢着英雄主义悲壮色彩的历史时，还是过多地融入了他个人的人生理念和道德取向。面对尘世中太多的邪恶与不公，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多么渴望有程婴、公孙杵臼之类的侠客义士从天而降，路见不平一声吼，拔刀相助，去踏翻世间那些张牙舞爪的鬼魅魍魉。

四、假烈女 真淫妇

在我们击节感叹舞台上一个个男性英雄义士的同时，一定也不会忘记那位同样慷慨悲壮的贞节烈女——庄姬公主。

当赵朔被屠岸贾假传圣旨，赐三般朝典自杀身亡后，孑然一身的公主没有被黑云压城的血腥阴霾所吓倒，而是“遇急思亲戚，临危托故人”，把高贵的王室贵族之膝，跪向了卑微的草根郎中程婴：“你则可怜见俺赵家三百口，都在这孩子身上哩！”“你怎生将这个孩儿掩藏出去，久后成人长大，与他赵氏报仇。”

当程婴表露出她娇嫩的金枝玉叶难以承受屠岸贾的残酷拷问时，公主的表现同样不逊色于一个个慷慨赴死的男性义士，只一句“罢，罢，罢，我教你去的放心”，掷地铿然有声，转身慷慨自缢。以死来取信并托孤于程婴，彻底打消了程婴的担心和疑虑。同时也体现了这位刚烈女子对其丈夫的那腔深情大义：“他父亲身在刀头死”，“为母的也相随一命亡！”

巾帼不让须眉的公主，死的同样悲天怆地，摄人魂魄！后来明代传奇作家徐元久创作的《八义记》，其中“一义”就是这位刚烈贞节的庄姬公主。

司马迁《赵世家》中的庄姬公主可没有纪君祥笔下这么刚烈侠义，她只管生下赵武，剩下的工作都是程婴操办的事。

其实在庄姬问题上，我们大家都让纪君祥给蒙蔽忽悠了。戏是养眼好看了，可原谅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蛇蝎般坏女人。《左传》及历代学者们众口一词地指出，庄姬根本不是这起事件的受害者，而是这起事件彻头彻尾的始作俑者，赵氏灭族最直接的罪魁祸首。如果还能在她身上读出什么贞节侠义，那简直就是对所有义士英灵的摧残与亵渎！

幸亏还有更老的《左传》白纸黑字地记着这事：

鲁成公四年（前587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赵婴与赵庄姬勾搭成奸。

鲁成公五年（前586年）：“原、屏放诸齐”，“之明日而亡。”——原、屏即赵同、赵括，因此将赵婴放逐到齐地，不久赵婴客死他乡。

鲁成公八年（前583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以其田与祁奚。”——赵庄姬因情夫赵婴被逐而死之故，怀恨在心，三年后向晋侯诬告赵同、赵括将要犯上作乱，政敌栾氏和郤氏趁机出面做伪证，倾轧二赵。于是，当年六月赵同、赵括被晋侯所灭，其家产划拨给了祁奚。

《左传》的这段记载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于《史记》的另一版 “赵氏孤儿”，已被众多的历史学者揭示并认可。这完全是赵氏集团萧墙之内一起彻头彻尾的乱伦加火并事件，直接导致了赵同、赵括的灭族惨祸。

相关史料显示，赵同、赵括与赵婴是亲哥仨，与赵盾是同父异母兄弟，都是赵衰的儿子，赵朔的叔叔。赵朔英年早逝后，庄姬公主耐不住青春寂寞，红杏出墙，与丈夫的叔叔赵婴勾搭成奸。作为家族掌门人的赵同、赵括，自然不能容忍这种乱伦之风的蔓延，辱没赵氏门庭，于是行使起掌门的权力，把赵婴流放到齐地，致使赵婴客死他乡。由此遭到庄姬的疯狂报复，凭借其公主的特权身份，向晋景公告赵同、赵括的黑状，诬陷他们哥俩要犯上作乱。同时，也得到赵氏的政敌栾氏和郤氏家族的大力支持，因此赵括、赵同两家遭到了灭族之灾，田产也都转给了祁奚。

同时，在《国语·晋语六》中韩厥也说：“昔吾畜于赵氏，赵孟姬之谗，吾能违兵”。赵孟姬就是庄姬，再次旁证了庄姬的罪恶。在这次灭赵行动中，韩厥按兵不动，没有落井下石。至此，庄姬公主狰狞肮脏的嘴脸，已是一览无余。

说她是假烈女，真淫妇，应该没有冤枉她！

纪君祥是写戏的，戏要编排的好看，这或许无可厚非，而万世敬仰的太师公，在《史记》中不但对庄姬的通奸和诬陷行为只字未提，还把她的罪责全都安在那个叫屠岸贾的头上。并让屠岸贾三番五次兴风作浪，翻出当年“赵盾轼其君”的历史旧账，假传王命，擅自发兵屠杀了赵同、赵括、赵婴、赵朔整整四家，并非《左传》中提到的赵同、赵括两家，极大渲染了这起事件的戏剧色彩及血腥程度。

其实，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纪君祥，都在这段事件中过多地掺入了个人浓烈的感情色彩，把舍生取义、重信守义的道德光环无限放大，从而掉入小说戏剧的俗套巢臼，让人们仅仅停留在其张扬的道德层面上回味反刍，而忽略其背后真正的深层次历史密码。

沉重的历史真相远非如此富有道德传奇色彩，而是有其自身残酷血腥的逻辑规律。庄姬的诬陷仅仅是事件的导火索，根本原因应归结于赵氏家族在晋国政坛上势力的无限膨胀，一族独大，以致无人能与之比肩，已严重威胁了晋国国君及其他同僚的切身利益。

物极必反，盈极必亏，同样适用于赵氏一门。

赵氏家族从赵盾这代起，就开始了独揽晋国朝纲、左右王国政局的专权时代。“如夏日之可畏”的赵盾，远没有其“如冬日之可爱”的父亲赵衰那样高风亮节般的政治风范。他一上台就排挤他人，打击异己，培植自己的亲信，一权独大，擅自废立新君。先驱逐了与赵氏争权的狐氏，后又提拔了自己的亲信韩厥。晋襄公死后，他敢犯“先君之余威”，不立襄公的嫡太子夷皋为君；不顾王后及其他卿族大夫的反对，擅立襄公的庶弟公子雍为王。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足以显示其在晋国政坛一权独大、令君权旁落的跋扈之威。他严修政令，整肃刑狱，追捕逃亡，推行契券，削除积弊，实施新政，史称赵宣子之法。曾先后两次代表晋国国君在扈、衡雍两地与各国诸侯会盟；多次以天下盟主自居，兴正义之师，讨伐那些纲常混乱的诸侯小国。当时天下诸侯中可能没人不知道晋国的赵盾，而知道晋国君王的可能不多！

成年后的晋灵公，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了！几次欲置赵盾于死地，赵盾被迫逃亡，激怒了气焰嚣张的莽撞赵穿，一怒之下竟杀死了灵公。虽然董狐直笔，赵氏势力依然如日中天，赵盾又擅立襄公的弟弟黑臀为君，史称晋成公。赵盾如执傀儡，玩晋国君王于股掌之中，翻云覆雨，已使君权形同虚设。

晋成公上台后，吸取了晋灵公的失败教训，不敢再与赵盾明火执仗地对峙，但暗斗仍在继续，也更讲究策略。他曾借三军增加编制之名，把朝中卿大夫名额增加到七姓十二卿。试图扩大其他氏族势力，以期打压赵氏的政治空间。

晋成公六年（公元前600年），不可一世的老赵盾终于死去，君权一族并未由此感到轻松。他的儿子赵朔接班，赵氏势力依然不减，依然掌控着晋国的军政大权，还居然娶了成公女儿庄姬为妻。

晋景公继位后，继续实施韬光养晦的斗争策略，不动声色地提拔栾武子为正卿、中军将，借助栾氏家族势力，继续排挤赵氏。赵婴被放逐时曾向赵括告饶：“有我在，栾氏不敢轻举妄动；我不在了，两位兄长就有性命之忧了！”（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左传》））《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也说：“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可见，当时赵氏与栾氏之间的矛盾，已到了尖锐化、表面化，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也同时表明晋景公借力打力的韬光养晦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赵氏的反对派势力已经形成，其衰落已是水到渠成，早晚之间的事了。

这其实是春秋时代国君与卿族、卿族与卿族之间，错综复杂的长期无法调和的争斗乱象的一个缩影。后来晋国又发生的三郤灭门案、国君被弑案，都是同一类历史悲剧的重演和继续。

同时，有学者推测，赵氏家族内部的嫡庶之争，也加速了其诛族的历史进程。

早在赵盾在世时，就已嗅到家族内部的不和气息。为维护赵氏家族整体利益，使家族嫡庶各成员都能和衷共济，共同对付来自君权和异姓势力的双重围剿，他不惜牺牲自身利益，把赵氏的公族“嫡”位慷慨让给了同父异母兄弟赵括，自己甘居庶族之位。

史料显示，赵盾嫡庶位置的变换，可能没有影响他儿子赵朔的地位，但对赵朔儿子赵武的未来可能构成了威胁。到了赵朔时期，也许这小子觉得他老婆是公主，后台强硬，对自己一支在家族内部地位的下降，心存强烈不满，试图伺机为儿子赵武争回“嫡”位大宗，于是对老爷子曾经的良苦用心，不管不顾了。可能由此引发过赵朔与几位叔叔之间的不少龃龉。赵氏家族内部矛盾的日益凸现，加剧了其颓势的迅速蔓延。

必然中潜伏着偶然，赵朔死后，赵氏家族又爆赵婴与侄妻庄姬私通的性丑闻。赵括、赵同为此放逐赵婴致死，引发庄姬报复泻愤，更不能排除她为儿子赵武争夺嫡位大宗的图谋，诬陷赵同、赵括谋反。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早已磨刀霍霍的栾氏和郤氏，趁机同时倾轧；长期遭受赵氏打压的君权代表——晋景公终于盼到了其朝思暮想的这一天。以景公为首的各方势力同时扑向赵括、赵同，于是公元前583年（景公17年，并非《史记》记载的景公3年）下宫之役终于爆发。

因这次行动主要针对赵括、赵同两家，随母蓄养在宫中时年八岁的赵武毫发未损，甚至应该是这次事件的受益者（见《左传·襄公十三年》鲁叔孙豹、穆叔见赵武部分，并非《史记》记载的赵武为命悬一线的遗腹子）。虽然赵武成年后，在晋国也曾有过一番作为，但赵氏一族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再也无力与君权争锋，结束了赵氏家族专权晋国政坛长达四十年的历史格局。

但令景公始料不及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他前脚送狼，后脚又来虎，赵氏衰落后，国政转而落入栾氏家族的掌控之中。一山不容二虎，随后，栾氏与郤氏之间又开纷争，晋国从此陷入卿大夫无休止的争权夺势的多事之秋。王室已无力左右局面，最终导致晋国末年的“六卿专权”局面。

一部霸主纷争的春秋史，同时也是一部各大家族你方唱罢我又登场的血腥兴衰史。

屠岸贾无疑是纪君祥大戏中十恶不赦的头号反面人物。似乎他头上长疮，脚底流浓，丧尽天良，邪恶透顶，做尽了人间坏事。

他先派锄麑实施暗杀伎俩，失算后丧心病狂，又放饿狗咬盾。黔驴技穷后凶相毕露，矫诏拥兵，诛杀赵氏满门三百口。孤儿漏网后，惨无人道，不惜株连全国同龄婴儿。对付义士，穷凶极恶，不择手段。大戏闭幕前夕，恶贯满盈的屠岸贾，终遭报应，被赵武灭们九族。

以暴易暴，邪恶终能被正义战胜，成为我们民族戏剧写作的经典范例。

屠岸贾简直成了世间所有邪恶的化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屠岸贾的成功塑造，成全了纪君祥及其这部千古经典大戏。没有屠岸贾，也就没有赵氏孤儿，天下也不会有人知道元朝还有一个叫纪君祥的人。

然而，屠岸贾很可能是实实在在被冤枉的。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屠岸贾其人，非常值得怀疑。按照司马迁《赵世家》的说法，屠岸贾得宠于晋灵公时期，任晋国的司寇高位。单从他敢于不请而围攻灵公下宫，擅诛赵族，且不受责罚的情况推断，他应该是专擅晋国国政的大腕儿权臣。但在同一部《史记》的《晋世家》灵公、成公、景公时期的全部记载中，对他均不置一词，且《春秋》、《左传》也未见有此人的记载，更不要说他率领诸将讨伐赵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了。

据《左传》及《晋世家》记载，至少在晋景公十七年赵氏灭族之前，晋国势力较大的卿大夫是栾氏、韩氏、郤氏、士氏、赵氏，并没有什么屠氏。如果屠岸贾真的像《赵世家》说的那样，是晋国轰动一时的权臣,《左传》及《晋世家》不应该漏掉这么一位重量级历史人物，至少在记述晋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时，应该披露一些关于他的蛛丝马迹。然而，研究此事的学者们都很遗憾。

如果说在晋景公灭赵事件中，真有某个权臣能起主要作用的话，那么，这个人应该是趁机倾轧赵氏的栾氏家族中的栾书，而不该是屠岸贾。

大戏锣鼓喧天，史书浩瀚如烟，凭谁问，屠岸贾，你究竟是谁？

七、样板戏就这样炼成了

其实，正如哲人所言：世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无论司马迁《史记》的史料取舍，还是纪君祥《赵氏孤儿》的人物演绎，无不饱含着作者旗帜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尤其是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它能成为传唱近千年的经典样板戏开山鼻祖，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典型的政治伦理特征。

帝王将相们一手遮天的家天下，需要一部这样主旋律色彩鲜明的样板大戏，去诠释和弘扬他们政治伦理的合理性；一家家王朝的独裁者们，也需要这么一部生动鲜活的普及教材，去给想入非非的芸芸众生洗脑愚化，统一思想。王朝中如赵盾之流的主子们，理应要打造得如神似圣，令怀有非分之想的野心者打消觊觎之念；奴才们如程婴之流，要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忠义标本，以资更多的草根生命去膜拜效仿，王朝的一姓江山才有希望保持稳固而常青，这几乎是几千年来家天下的既得利益者共同的心里诉求。《赵氏孤儿》的应运而生绝非偶然，无疑是家天下政治土壤中精心哺育的王朝宠儿。

纪君祥的生卒年代资料不详，但他生活在宋元交替时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正是这个王朝更迭、乾坤倾覆的纲常混乱时代，为《赵氏孤儿》的诞生和成长造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及顺风顺水的政治气候和土壤条件，使其携带着那个时代典型的王朝烙印，走近我们眼前。

在那个特殊时代里，坐《百家姓》头把交椅的赵姓，高处不胜寒，是处在风雨飘摇中大宋王朝的江山国姓。历任宋王爷也都以赵武的嫡传正宗自居，于是赵姓便有了其政治领域中敏感而特殊的意识形态意义。在那个王朝老态龙钟的晚年，不称职的徽钦二帝被剽悍的蒙古人掳至北国，不无悲壮地成了大宋遗老遗少们心中一对年龄不菲的赵氏老孤儿。此时的宋朝臣民们再次捧读《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其灵魂震动及共鸣程度，就不能与别人同日而语了。赵武不再是距此一千多年前程婴襁褓中那个咿咿呀呀的孩童，更不是寄托着当年赵国基业复兴崛起的一代先祖，而是具有了当下实实在在的现实政治意义。救孤复仇，也就不仅是赵氏家族及其同盟者的不朽使命，更成了大宋王朝一个个忠臣良将、孝子贤孙们的黄粱大梦。

“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

这是宋王朝抗金名将、著名词人辛弃疾写在《六州歌头》中的《赵世家》读后感。

“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无锡》）；

“祖逖山河志，程婴社稷功。”（《自叹》）。

这是宋王朝最后那位叫文天祥的著名丞相，即使身陷囹圄，还在感念一千多年前的义士程婴，自责没能为赵姓江山力挽狂澜而耿耿于怀，最后在赵氏帝国大厦的坍塌声中，留给我们一声悠远的长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到了蒙古人铁蹄践踏下的元代，大宋遗民纪君祥胸中的这种块垒，可能更是如鲠在喉，但他再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像他的前辈们那样，赤裸裸地大声疾呼了。他只能借助那个时代流行的杂剧形式，为自己搭建一个虚拟的王朝舞台，把一个个伶人戏子们的脸，涂白抹红；在丝弦锣鼓营造的时空隧道中，狠狠抒发一把胸中恋赵的郁闷情结，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宋遗老们，找回心中曾经魂牵梦萦的大宋王朝梦。

于是，这个在《史记》中并不太显眼的事件，在纪君祥元朝版《赵氏孤儿》的锣鼓铿锵声中，找到了自己枝繁叶茂的良田沃土，落地生根，茁壮成长起来。同时，也恰如其分地搔到每一家王朝既得利益者的痒处，一朝朝开动机器，渲染造势，一代代铿锵咿呀地传唱至今，终于唱响了整个惺惺惜惺惺的家天下时代！

一部诞生于元代，经历代王朝追捧支持的经典革命样板戏，就这样炼成出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