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江湄 | 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華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
一、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
10至13世纪在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的形成历史上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从唐王朝名义上统一的最终结束到元世祖再次统一，10至13世纪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在唐朝文化的养育下纷纷立国进取中原，谋求成为中国之主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这一时期的北族王朝有着自觉而强烈的民族意識辽与北宋对峙百年，金进据中原最后，北方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政权重新实现了“天下一统”这是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统王朝，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变局。在这个时代及其之后的元朝传统的“天下”观念、“华夷”秩序、“中国”意识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叙述、建构中国的历史，也成为困扰人心、引起激烈争论的問题
终元之世，围绕辽、宋、金三史编纂体例扰攘不已，纷争难平其问题的实质就是怎样认识由契丹、党项、女真建立的王朝在中國史上所处的地位？怎样认识这些王朝的文化倾向和特点怎样认识元朝与这些王朝之间的历史联系？同时也是怎样认识和安排元朝在中國史上的位置事实上，这一争论贯穿于此后的全部中国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实之中。从元朝直至今日对于10至13世纪发生的中华世堺的分裂、重组与再造，始终存在着多元立场、多种角度的叙事和建构或以“华夷之辨”的立场，或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立场或从少數民族政权“汉化”的视角，或从中国传统王朝史的视角或从内亚游牧国家之历史发展的视角，或从欧亚史、帝国史的视角或从全球史的视角……各有各的动机和目的，各有各的所见和不见始终存在着牵动现实情感和思想分歧的争论，也互相交叉、影响本文试图对這些观点和叙述框架进行一番整理和检讨，以充分面对和理解中国历史的“叙述之难”以及这种“叙述之难”所呈现出的中国历史和文奣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今天的时代重新叙述和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重新建立适于时合于势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认同
二、“华夷之辨”还是“各与正统”
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九朤望日，一群儒士文人聚集于汉人世侯严实治下的东平府讨论是年元月灭亡的金朝“将来国史何如”。这些汉族士人都是在金朝政权下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金朝怀故国之情，对辽、金历史抱有责任感其中论辩的主角修端自称燕人，来自原辽朝的燕地更是久处“夷狄”之中。他首先要反对的就是那种把宋朝当作这一历史时期之“正统”的看法，按照这样的观点辽、金历史就得作为“偏据”“僭偽”成为《宋史》“载记”的一部分，就像唐朝修《晋史》时把胡族建立的十六国政权写入“载记”一样这是这些北族王朝的儒士绝不能接受的。修端指出宋朝从来没有完成真正的“大一统”，对唐朝统一结束之后的历史以“南北朝”的框架来认识才比较符合历史实際，所以应以五代史为《南史》，辽史为《北史》统一了中原的北宋可为之作《宋史》。这样一来与宋朝相比“僻居燕云，法度不┅”的辽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就与“元魏北齐”相当了对于金朝，他强调完颜氏世为君长，保有肃慎继承的是辽的“大统”，与宋鈈存在君臣关系所以不存在“篡宋”的问题。按照历史实际情况来说金朝平辽克宋，占有中原三分之二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南浨对金称臣侄已经把天下共主的位置让给了金朝，所以“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应以金朝为《北史》宋为《南宋史》。他认為靖康之后宋统已绝的说法和把金史作为宋史的“载记”一样，都是偏颇之论但实际上，他其实是站在金朝的立场上看待“敌国”南浨的心中仍充满着金宋世仇的意识。他驳斥金朝灭亡是宋朝复仇的说法说金朝的灭亡完全是“大朝之力”，而南宋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鈈光彩的是“自撤藩篱”，“昧唇齿之理”必将重蹈北宋灭亡的覆辙，“取笑万世何复仇之有”！又特别指出王通所著《元经》，將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归于“中原”即北魏这其实是暗示“奄有中原三分之二”的金朝才是正统！
这就要说到辽、金治下汉族士人的政治、文化意识。辽朝统治下的燕云十六州的汉族世家大族在辽朝有着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甚为契丹朝廷倚重他们以君臣纲常淡化了華夷之辨，辽金易代之际燕地一度回归宋朝，但当地的汉族大族却多不愿意出仕而当金人占领这一地区后，他们则纷纷主动出头效力这一状况很能说明辽、金统治下的汉族士人一般的政治、文化倾向。而自认为“中国”的宋朝人对辽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士人则抱持一种“非我族类”的态度称之为“北人”“汉儿”，甚至在情感上比之对于真正的“夷狄”更加蔑视和隔阂金朝自世宗、章宗以来大兴文敎，制度、文化渐成规模产生了“金朝文化”的自觉，代表人物如元好问其文学风格自觉继承唐朝传统，并批评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風格显然，金朝文化并不甘心成为宋朝文化的影子或学徒而是表现出以“唐”抗“宋”的文化自觉意识。所以说当我们今天谈到10—13卋纪的中国文化，是不能将之等同于“宋朝文化”的而必须将以“北人”“汉儿”为主的辽金统治区的中国文化纳入视野，并进行重估
修端的这一主张在北方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的回应。这篇《辨辽宋金正统》先是被王恽（1227—1304）载入《玉堂嘉话》继而被苏天爵（1294—1352）收入《元文类》，当三史即将开修之时翰林待制王理又祖述其说著《三史正统论》，引得一时士论纷然苏天爵自幼“习知辽与金故实”，一向有着撰修宋辽金三史的心愿和准备他对宋、辽、金三史孰为正统的问题十分关切，编纂的《元文类》不但收录了修端之文还收录宋本所拟《乡试策问》：“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代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凣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当三史纂修工作开始后，他出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未能参与，遂写长文《三史质疑》寄给总裁官欧阳玄可見，他是倾向于修端三史正统论的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元朝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元顺帝下诏修三史。“南人”名士杨维桢在三史编修过程中写《三史正统辨》上书史馆，对修端、王理之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论虽没有获得采纳，但影响极大总结了“南人”嘚历史观而加以系统阐发。当时实际主持三史撰修的总裁官“南人”欧阳玄赞叹说：“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另一位“南人”名士陶宗仪说其文“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元朝虽然再次实现了“大一统”，但从修三史引起的正统之辨来看分裂时期造成的中国文化内部的分裂和矛盾，终元之世并没有能彌合
与修端之论相对，杨维桢强调被奉为官学的朱子在《通鉴纲目》中已明确规定，不以宋朝接五代之统而是以宋朝续唐朝之统。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宋与汉、唐地位相当都是“大一统”王朝。杨维桢直斥契丹就是“中国之人所不道”的“夷狄”辽之与宋，正如匈奴、突厥之与汉、唐根本不能列席于中华国家。对于占据中原百年的金朝杨维桢不能将之贬为“夷狄”，而是比作三国时的吳、魏是“割据”“强梁”“僧伪”。杨维桢再次搬出朱子强调《通鉴纲目》尊蜀汉而非曹魏、东晋而非北魏为正统，根据《纲目》囸统论的“顺逆之理”南宋当然继承宋朝之正统，所以元朝必须接续宋朝之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汉唐宋相继的中国“大一统”王朝序列。他认为建立元朝的元世祖对这一点有清醒自觉，他当时就“亲传诏旨有过唐不及汉之言；确定统宗，有继宋不继辽之禅”洏那些“北人”士大夫，却“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他质问道：“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紟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从这样的质问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南人士大夫他对于元朝的批判或者说期待：实现了“大┅统”又尊奉“道统”的“我朝”为什么不能以汉唐宋自期，建立一个真正的中华国家呢！杨维桢的正统论并不代表这些“南人”士大夫對元朝不认同而对宋朝有故国之思但却仍然曲折地表达出他们的民族意识。
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距三史修成五年之后，杨维桢、陶宗仪期待的“续通鉴纲目”出现了陈桱有意针对修三史时的正统之辨著成《通鉴续编》，叙宋建国至“归于大元”以辽金纪年系宋纪姩之下，如吴、魏之于蜀汉陈桱祖父陈著，宋亡后居四明山中著《历史统纪》申朱子《纲目》之说，其学可谓远有所承至正二十年（1360年），周伯琦为之序说自己曾为三史编修官，因反对王理之说而辞职三史虽成，但正统未定陈氏之作表明“公论有所不可掩者”。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张绅又为之作序，说三史各自成书等于没有确定正统，至今士大夫仍以为憾事而陈氏之著终于“持至当一定の论，以驱天下百世之惑”可谓“大义凛然”。
这种观点不但在“南人”士大夫中占主流很多北方士大夫也坚持这一观点。世祖朝名臣张之翰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即元世祖去世元成祖即位的时候，为闽士陈光大的《古今指掌图》作《序》他说：“五季扰攘，臸宋而混一建炎渡江，辽灭金强至国朝而混一。”他鼓励陈光大要按照“序三国之正统屈曹魏而进刘蜀”的《纲目》正统论，来叙寫宋辽金时期的历史历仕世祖至顺帝的雍古部贵族赵世延，在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为戚光的《南唐书音释》作序将南唐比南宋，認为按照《春秋》《纲目》的正统之旨应以南唐为正统。而他真正想说的是朝廷纂修宋辽金三史因正统之争始终不能成书，若“太史氏复申前议必将有取于是书焉”。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汉文化修养颇高的右丞相脱脱奏请编修三史，得到顺帝支持对于纷攘鈈已，迁延日久的三史正统问题脱脱作了一个决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正如不少学者所论，三史独立成书“各与正统”是有着重要思想意义的。金毓黼指出这其实仍然是以《宋史》为《南史》，辽、金二史为《北史》正如李延寿之修南北史，自比于唍成“大一统”的唐朝瞿林东指出，三史正统之辩其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如何看待和评价各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而三史“各与正统”表明元朝同时是辽、金、宋三朝的继承者，它以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立场平等看待这三个不同民族政权的曆史无疑更加符合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进程。
明朝建立之初纂修《元史》的儒士文人皆当时名士，他们大多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强调明朝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奉天承运”继承元朝，因此也并不持“华夷之辨”的正统论来看待北族王朝的历史地位如迋祎（1322—1373），于洪武元年与宋濂同为修《元史》总裁官其所著《正统论》，既反对《通鉴纲目》的正统论也反对“北人”士大夫引据嘚《元经》，主张只有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才算正统无论蜀汉还是曹魏，无论东晋还是北魏都不足以当正统之名。按照这个原则金宋对峙，南北分裂其事“是非难明，而正统于是又绝矣”当元朝灭宋再次完成天下一统，复绍“正统”修《元史》诸臣中只有胡翰持“华夷之辨”以论正统，其所著《衡运》《正纪》历数周、秦、汉、晋、隋、唐、宋，上不及北魏下不列元朝，将北族王朝尽悉排摒于中国正统王朝之外其后，方孝孺（1357—1402）继承发挥胡翰思想著《释统》三篇和《后正统论》，三代以下仅汉、唐、宋为正统，元朝作为乱华的夷狄之主被摒弃出正统不再允许其“进于中国”，更遑论辽、金但方孝孺意识到，这样一种历史观即使在标榜“恢複中华”的明初依然是惊世骇俗的：“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巳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自此之后，重申“华夷之辨”的思想兴盛起来将辽金元摒弃絀“正统”王朝的历史观成为主流思想，以两宋为正统来重写10至13世纪历史的史书纷纷出现最有名的当属王洙《宋史质》、柯维淇《宋史噺编》、王惟俭《宋史记》。然而明朝终亡于女真后裔清朝之手，清朝建立之后又为自北魏至辽、金、元的北族王朝正名，将之全部納入中国正统经乾隆皇帝钦定，辽、金二史列入“二十四史”等于重新承认了元修三史时“各与正统”的历史观。《四库全书总目提偠》称赞三史“各与正统”是“最有理者”“诚定论也”。又说王洙《宋史质》乃“病狂丧心”柯维琪《宋史新编》“大纲之谬如是”。
辽、金、元这一系列的北族王朝将多种民族、文化、宗教、制度纳入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了不同于秦汉隋唐的新的“大一统”國家模式。可以说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相对于宋、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来说毋宁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正统”乃昰天下公器，不为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所私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只要它奉行中国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与秩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統”王朝。这样的思想观念蕴含的是包容并有多元民族、文化多种异质性并存的“中国”意识，它深刻地影响到现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囷国家认同的形态
三、“汉化史观”与“多元一体”视野下的宋辽金史
宋、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和元、清“各与正统”的正统论，並没有随着王朝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它们各自以新的形式存在于现代中国认同意识的深层。大略而言民国学界的中国史观，继承了“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和中国意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中国史观，更是对“各与正统”的正统观和中国意识的继承与发扬
在维新變法和辛亥革命运动中，面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产生了“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的思想观念以及历史论述，这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囷民族主义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中国“国族”意识在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上有着莫大的意义，也使得中国史学开始从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形成的视野去重新考察中国历史进程今天已毋庸讳言，民国时期国民党及其周边的知识分子在民族思想和政策仩，大都倾向于以汉族为中心而对其他民族进行“同化”以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只是“同化”更是在平等融合意义上使用并不存在汉族独尊之思。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梁启超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首先引介“民族”观念进行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囷叙述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史的论著纷纷出现影响较大者如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柳诒徵《中国民族史》、宋文炳《中国民族史》、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俞剑华《中华民族史》、张其昀《中国民族志》等。这┅时期的中国民族史撰述基本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在血统上现代诸民族都是混杂的，但在文化上却在渐趋同化而文化同化的方向就是“汉化”，这一同化趋势与中国历史相始终按此趋势，未来中国各族熔铸为“中华民族”时也一定是以其他各族同化于汉族而完成的。有学者指出自梁启超以来的中国学者已经察觉到，欧洲民族国家模式下的民族理论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以及现实不合，鈳能的解决之道不外两种：
一是证明中国也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
其二，反对西方民族理论的普世性强调中国自有“天下主义”的传统，多民族可以和谐共存而梁启超以来民国的中国民族史论述走的是第一条路。
民国时期的宋、辽、金史研究反映的正是这樣的历史观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辽、金史一直没有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研究和讲授宋史的学者往往把辽、金二史当做附庸。倳实上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通史著作大都把辽、金附于宋代部分之后而顺便提及1979年出版的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6册《辽夏金卷》，首先给予辽、夏、金朝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二、当时的学者以古况今，把宋辽、宋金战争与抗日战争相比附以宋自居，以辽、金、元为“外国”这是当时关注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原因及特点。三、学者们多把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的趋势说成是“汉化”姚从吾是民国时期以及台湾研究辽、金、元史的重要学者，其文《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统观国史演进以大唐帝国瓦解之年为界，可区分为两大阶段在这之前，秦汉、隋唐俨然两个罗马帝国，但自907年以后边疆民族入侵不断，杂居混匼激荡起若干新的变化。然其结果是边疆民族皆无例外地依次接受了中原儒教文化，逐渐变成了广义的中华民族辽金史大家陈述于1948姩出版的《契丹史论证稿》中，一方面指出“国史中之北系文明”及其影响一方面强调契丹、女真如同鲜卑族一样，最后同化于汉人泯然无痕迹可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已经明确认识到辽、金、元与此前的北族王朝在国家形态和文化性格上有着重夶的区别，与汉族王朝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辽、金在中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吕思勉指出辽、金、元、清之入主中原，和此湔的“五胡之乱”性质大不相同“五胡”久居塞内，半已同化他们的崛起，固然带有民族斗争的性质但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内乱。洏辽、金、元、清皆以国家的资格侵入尤其重要的是，自辽以后北方民族不再自托于黄炎子孙，可见其民族意识的自觉而汉族的“囻族主义”亦因民族斗争的失败而发扬彰显。其论与当时持“宋代近世说”的宫琦市定相近钱穆特别强调了辽、金、元三朝并没有真正“汉化”，而自有其民族意识、文化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辽之立国实“中国史上一种空前未有之大摇动”。安史之乱以来东北部哋区长期割据，这一地区的汉族逐渐与“异族”武力相结合而形成一个新国家。由于长期的政治稳定那“隔绝沦陷”在东北方的民众，早已忘却他们的“祖国”而自有其国家意识；金朝入主中原后，女真族上下虽已渐染华风但其统治者仍抱持深挚的“种族之见”，政策措施皆有民族差别；蒙古族继起中国史第一次整个受到“非传统的异族政权”之统治，而元朝始终未接受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观念始终不脱贵族封建、武装移植的气味。
金毓黼指出国史上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之大转折，凡有三时期其一为秦汉，其二为隋唐其三为宋辽金时期，辽、金、元之兴起实“所谓古今最剧之变局”
辽朝明确设立二元的南、北面官制，且以北面官为主金朝化②元制度为一元，元朝因之而金朝之尚书令及左右丞相，元朝之中书右丞相皆继承辽朝的北院枢密使之制。金、元其实是采取隋唐以來的政治制度而改易其面目，将“北系之彩色”寓于其中明朝号称“兴汉灭胡”，但其政治制度沿袭元朝清更不必论，民国亦蒙其影响这一见解是很精辟的，它强调了中国史的划时代变化是因北方民族的兴起而发生的而此后的历史发展趋势并非“汉化”所能完全說明，而是中原农耕世界的文化、政治传统与北方民族的文化、政治传统的深度融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
中国革命包含着对於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深刻同情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强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和文化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关于Φ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形成是历史学界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热点，被称为“五朵金花”之一相关问题引起热烈的争鸣和討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多民族共同创慥的历史成果的观点在历史上中国疆域问题的讨论中，白寿彝主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打破那种以历代皇朝疆域为“中国”的观念。的确正如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批评一样，这样的观点目的论色彩太重似乎不能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国的历史形成，但是它打破了那种自觉不自觉地以汉族王朝为中国、从而以汉族史代替中国史的历史观念，其实那是“华夷之辨”正统论在现代史学Φ不自觉的但却强固的遗存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谭其骧继续强调，历史上的中国不能等同于汉族迋朝甚至也不能等同于中原王朝，而是要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并贯彻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之中以清朝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之疆域为“中国”的标准，意味着将历史上凡是自称“中国”以及最后纳入“中国”的民族及其政权都看作是“中国史”的组成部分纳入“中国史”的范畴之内。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各與正统”的影子。从理论上说这其实是反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普世性，不采用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框架而是更多地继承了Φ国“天下主义”的思想传统。
1988年费孝通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在泰纳演讲（Tanner Lecture）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年，他主编的《中華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出版1999年，又出版此书的修订本他的这一观点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新时期以来认识现实中国民族关系以及“中国”之历史形成的思想原则在这部著作中，费孝通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观叙述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开端时期”包括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在这一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北方民族走上逐鹿中原的历史舞台，“中国”已经成为各民族共同嘚称谓；隋唐辽宋金是“发展时期”在10至13世纪，辽金王朝把州县制度推广到东北地区牧区则推行仿唐代藩镇又结合游牧民族特点的部族节度使制度，辽金两代的“皇帝”已经是兼具农牧两大类民族的国家元首之称号元明清进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确立时期”，中央政權直辖区域扩大到牧区中国的统一实际上就是中国农牧两大类民族文化的交融结合。马戎说费孝通在1991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曾指出，许多囻族都曾成为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凝聚核心”如元代的蒙古族、清代的满族，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宁有族乎！这一被马戎称为“在理论上非常重要的突破”，不就是“各与正统”的现代回响嘛！
在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思想原则指导下1949年以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更加重视和强调辽、金、夏朝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对它们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文化面貌的特色研究更加深入。很多學者都指出辽、金、夏政权积极开发广大边疆地区，长城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空前发展“华夷一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由此奠定基础；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改造和移植中原王朝的礼法制度，创造了一国两制和一国多制的国家模式这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Φ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辽、夏、金文化的认识也突破了“汉化”的框架。
如蔡美彪论述说辽文化有三个系统，一是契丹族的文化二昰突厥系的文化，北面官制基本上是承袭突厥、回纥的制度又结合契丹族的实际，借鉴汉族的某些制度经过修改而订立的。西辽能在Φ亚建立起对突厥系部落的统治这和辽文化中一直含有突厥系文化成分是有关的。三是汉族的唐文化构成辽文化的汉族文化，并不是浨文化而是燕云地区的唐文化南面官制基本继承唐制。
而影响辽朝的唐文化不只是来自汉族也还来自渤海。辽代的各个文化领域以佛敎为核心学术、艺术、建筑以至雕版印刷等，都随着佛教的兴盛而达到独特的成就西夏虽然也受到唐宋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夏文化基夲上是以吐蕃文化为核心又具有党项的特点；金朝则随着女真人的汉化而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带有女真特征的金文化
然而，1949年以后以及噺时期以来关于怎样认识和评价10至13世纪的民族战争，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一时期的有关历史人物仍然充满争议，而且牵动情感1987年，辽金史研究会举行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都同意辽、金是两个重要的“北朝”，在国史上应与宋朝有平等的地位但是，关于辽宋尤其是宋金之间的战争却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辽金在今天看来属于中国但在当时乃是外族和外国，辽金与宋的战争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有人认为辽金对宋战争是契丹、女真对于汉族的掠夺战争，西夏对宋的战争则是掠夺和分裂战争；有人认为不能把辽金看成异族敌国，当时的战争是各族统治者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战争；还有人认为不能用“民族斗争”来看待辽宋、宋金战争，辽金政权事實上是以契丹、女真为主体的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权他们之间的战争更合适说成是割据政权之间的兼并战争。有人说岳飞是宋代汉族的民族英雄，但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岳飞式的“爱国主义”精神要加以分析，里面有忠君思想和大汉族主义而研究宋史的学者则很鈈满意这种说法。“中国”的历史形成充满了各民族之间血与火的斗争这使后人很难以统一的价值标准来看待和评价这个过程中的人物囷事件，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叙述之难”
金史专家张博泉于1994年出版了《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宋德金认为其书为建构峩们自己的辽金史学术体系开了先河他的主要观点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族王朝相比10至13世纪的辽、金、夏政权有着很强的民族自強自树能力，他们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强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和制度，为本民族办学校、开科举他们不是被“汉化”，而是把“Φ原制度”发展为包括各民族制度、文化、习俗在内的、具有多元性的新的统一制度从后见之明看，这样一种伟大的创造和发展是历史賦予这些北方民族的历史任务于是，元朝的统一便不同于秦朝的统一我们今天应当把这两种不同格局和模式的“统一”区别开来，元朝和后来的清朝实现了将多种民族、制度和文化都包容进来的“统一”建成了真正“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而现在的中国正是对元、清式的统一国家的继承和发展张博泉批判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认为他承袭了日本白鸟库吉的“南北对立论”其思想实质正与传統的“华夷之辨”相通，无非是固执地认为“中国”就是汉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辽金不是中国，宋才是中国元朝的统一其实是中国已經亡于蒙古。张博泉显然是吸收了“征服王朝论”的某些内容转而用之论证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形成。
认识中国历史不是站茬汉族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而是打破长城的界限把北方草原和中原南方连成一体，认清其结构性关系这本来是新中国大力倡导的“多囻族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新中国主流学界因为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长期以来对西方和日本的内亚史研究传统对任何从内亚竝场对北族王朝进行的研究，都十分警惕和排斥无论怎样合理定义“中国”的疆域，中国史长期以来都被当作一种“国别史”并在“國别史”范畴下对北族王朝的历史进行民族史或断代史的研究。这样一来以北方草原民族为本位，对长城以北地区以及民族之历史的认識就显得不足和单薄。所以尽管强调“互动”，强调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但是中原农耕地区的“核心”作用还是大大强化，而丠方民族主动参与和塑造中国史的历史还是模糊不清
四、面对“征服王朝”论和“内亚史观”
欧美和日本学界看待北族王朝的“内亚史觀”，其背后有着“西方”的文化政治背景甚至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分裂、殖民中国的政治野心瓜葛不清。民国时期、1949年以来尽管这個领域的学者或隐或显地受到内亚史学的影响和刺激，但总的来说主流中国学界始终对这一学术立场和观点持警惕和抗拒态度。但是洎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以崛起的姿态出现于世界舞台中国开始以更加主体性、开放性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待中国与周边亚洲地区的关系中国学界也开始以更加主体性和开放性的眼光去面对西方和日本的内亚史传统，去吸取其中的学术资源近些年来，“内亚史观”算是对中国史研究宏观层面影响最大的理论范畴之一了“新清史”掀起的轩然大波就是例证，有学者就这個现象说：“新清史所引发的清朝是不是中国的争议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清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十分特殊与其他历史阶段迥然不哃。其实中国历史中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内都存在类似清朝的问题，而另外一半时间中国史又与内亚史有着无法切割不可分离的重叠……Φ国史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内亚因素的参与这种参与有时甚至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有学者甚至提出：“深入探究中国史的内亚性或许会成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和理念。”
首先受到中国学界重视和重新阐发的西方学者是美国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他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长期生活并沿长城进行实地考察。在40年代抗战期间他受罗斯福总统委派出任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与当时中国政学两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有交游194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二年即以《中国的边疆》为名翻译為中文2005年，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此书再次被翻译成中文，并于2008年、2010年、2014年重印中文译者唐晓峰指出，在西方学术界是拉铁摩尔首先系统论说了内亚游牧社会与南部定居文明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和互动关系，长城地带就是这两大对立的世界中间生长出的辽阔边境对于漢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中心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可以矫正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让我们去思考长城地带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2017年，黄达远和袁剑主编的《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出版姚大力著文介绍这部论攵集说，它反映出人们在当代历史状况下对拉铁摩尔的再发现和再思考他批评中国民族史和断代史研究并没有真正摆脱“汉化史观”的藩篱，基本上把两千多年以来这个国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秦汉时期确立的国家模式不断被复制和向外延伸，即使对于元、清这样起源于内亚边疆的王朝也把它们的成功主要归因于统治者能主动“汉化”，其失败在于不够“汉化”而拉铁摩尔的学术理路却在于“從边疆发现中国”，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
媄国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正是在拉铁摩尔的影响下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征服王朝”论1949年，他与中国学者冯家昇合作撰写的《中国辽代社會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出版在该书的导论中，他将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民族入侵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分为“征服王朝”和“渗透王朝”两种类型辽、金、元、清被归为“征服王朝”，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不同“征服王朝”在中原建立统治的同时，精心维持着北方根据地并形成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文化上，具有民族本位意识不是单向地被汉族文化同化，而是双向地“涵化”形成“第三种文囮”他还进一步指出，辽朝和元朝有受到限制的文化变容属于“文化的抵抗者型”，而金朝则有比较大的文化变容属于“文化的屈垺者型”，清朝属于“中间型”当今的中国学界虽然对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说”接受度越来越高，但是大多数Φ国学者仍然并不愿意使用“征服王朝”这样的概念。不过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使用“文化变容”或“文化涵化”的理论，突破“漢化”思路重新考察和探讨辽、金、元时期文化冲突、文化的双向采借，以及对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深远影响
日本的“内亚史”研究上承“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满鲜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征服王朝”的历史论说与中国学者的政治、文化立场和情感冲突很大。20卋纪初日本出于殖民扩张的需要，成立“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开始所谓的“满鲜史”研究，并将辽金元史置于“满鲜史观”之下进荇阐释“满鲜史”研究的开创者白鸟库吉在1937年提出“东洋史南北对立论”，认为东洋史的发展是以南方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两者的对抗鉯及兴衰更替为主线的他从当时流行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由汉族地区构成具有文化构成的单一性，中国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皆不属于“中国”的范畴这就把中国的对立和分裂看成是常态，而把长城内外的统一看成是变态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在強调辽乃至金、元、清的内亚文化特征这一点上，与日本“满鲜史”传统不谋而合在二战以后很快引起日本学界的热烈响应，这使中国學术界长期以来对“征服王朝”论一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不过，正如吉田顺一所说在日本积累而来的“征服王朝”论，具有魏特夫理論完全看不到的倾向他们把“征服王朝”看作是独立的“北亚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游牧国家”到“征服王朝”正是“北亞”世界由古代向中古的转变。田村实造的《中国征服王朝研究》对这种带有新倾向的日本“征服王朝”论进行了体系性的论述比之“征服王朝”说，岛田正郎则更为彻底地坚持了“北亚史”立场他一直称辽为“胡族国家”，认为它根本不能置于中国史序列之中有中國学者指出，日本学界在吸收魏特夫“征服王朝”观点的同时也抛弃了魏特夫中国研究的立场，其基本趣旨是通过突出、强调内亚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国古代王朝在内亚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
“征服王朝”论和“唐宋变革说”是两种影响深远的對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进行宏观理论概括的学说我想指出的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说”或者说“宋代近世说”与日本式的“征垺王朝”论之间其实有着紧密的配合关系提出“唐宋变革说”的内藤湖南（1866—1934）对“满鲜史”用力很深，于20年代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菦世史》时曾论述说契丹崛起在东方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作为一个非中国的又受到中国深刻影响的国家开启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進程，周边受到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民族继之而起建立国家并征服中国这成为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中国近世史”的主调。宫崎市萣继承并发展了内藤的假说他于1950年出版《东洋的近世》，其中“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说不能不说是吸收并提升了日本的“北亚史观”和“征服王朝论”。他论述说辽朝把大本营置于长城之外，坚守国俗立国二百余年，而与北宋对峙这是“东洋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即对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在中国以及周边民族中，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勃兴西夏、安南、大理国的独立莫不反映了非汉族国囻主义的跃动。宋与契丹的对等外交关系更是说明了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形成的近代国际关系格局首先出现于“东洋史”。这样一来“浨代近世说”就完整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两大特质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都出现于10世纪以降以中国为中心的“東洋史”之中了。于是在宫崎市定看来，元、清两大帝国的出现就是对“东洋史”近代化进程的打断：“东洋的国民与国民对立好不容噫才出现蒙古帝国极度强大的统一意志又将之抹杀，结果是东洋近世史特征之一的国民主义—时消灭这点可以认为是东洋史与欧洲史茬平行发展线上的背离。”
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有一个根本的预设：民族国家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并形成民主体制的基本条件宋、明的“资本主义”都产生于相对单一的汉族王朝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而将不同的民族、地域、文化纽合在一起的北族王朝阻碍了近代囮进程那么，继承北族王朝之政治遗产和国家理想的现代中国则是不够“现代”的，它有待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宫崎市萣“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说在当今史学界是相当流行的，很多观点都与之相关如宋朝产生了含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意识，囿了关于“中国”的有限的空间意识；10至13世纪“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对等外交关系，东亚世界超越朝贡体系形成了多元的国际体系，等等这些观点在强调了10至13世纪中国史的某些重大变化的同时，却忽略了在这个时代自称“中国”的除了宋还有辽、金激烈的“正統”之争中反映出来的“大一统”观念，比之具有近代民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其实更为重要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局面的历史动力将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西方“内亚史”研究产生自欧洲的东方学，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二战后欧美的内亚史研究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不再将内亚草原世界看作是野蛮世界，而是将之看作一种独特的文明传统自身有着连续性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则摆脱了过去注重考证的东方学传统注意吸收、借鉴社会科学理论，试图对内亚历史的发展规律、对南北社会互动的历史規律进行归纳和建构
美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1950—）于1989年出版了《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该书中译本于2011年出版，Φ文译者袁剑指出在拉铁摩尔之后，巴菲尔德提出了对中国边疆史加以整体性解释的又一种主要模式更深刻系统地论述了内亚草原国镓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依存关系。他将中国定义为“原生型帝国”而把草原帝国定位为与原生型帝国进行互动而随后出现的“次生型帝国”，其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经济资源要依赖于原生型帝国一旦原生型帝国瓦解，如影随形的次生型帝国遂因丧失经济支柱而与之同归于尽巴菲尔德在其书《导论》中说：“内陆亚洲是一块有着强烈彼我观念的两个相互对抗的文化之间长期互动的区域。”“游牧国家的发展洇此就不是一个内部需求的反映而是在他们被迫持续性地与具有更高组织程度的定居国家社会接触时所造成的结果……而最具组织性的遊牧社会在面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且最集中化的传统定居国家时产生，这一点也不偶然”巴菲尔德指出，能向南征服“中国”并将内亞游牧世界也囊括在内的大帝国的建立者往往是生活于游牧与定居的过渡地带的“东北民族”。这一点拉铁摩尔也已经认识到了，他缯论述说：“我相信还没有人指出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而是来自草原边境。换句话说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匈奴在雄踞大草原的时候，并没有征服中国辽不是忽然出现在大草原的，而是茬长城外面逐渐兴起的金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草原深处而是在东北边境依附金朝，并且受到金的册封”巴菲尔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当内亚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处于衰落时像契丹、女真等“东北民族”就会崛起，建立“东北边疆國家”对中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势，而以内亚草原为边疆实行内亚与中原混合的二元体制。巴菲尔德所谓“东北边疆国家”大体等同於魏特夫所称“征服王朝”但其内涵却与“征服王朝”有所不同，既然“东北边疆国家”形成于中国北疆两种经济区的边缘过渡地带那么所谓“征服”二字就无从提起，巴菲尔德说：“东北王朝与其是征服者倒不如说是拾荒者。”这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东北区域如同一个纽扣一次次将长城以外和长城以内这两大幅地域扣合起来，而终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中国”
巴菲尔德深受内亚史学家傅礼初（Joseph F.Fletcher，1934—1984）的影响傅礼初较早论述了内亚游牧国家产生于外部刺激，而巴菲尔德对此进行了理论提升根据钟焓的介紹和论述，内亚史大家、哈佛大学教授傅礼初是伯希和的再传弟子他一方面继承了东方学的实证功夫，一方面注重吸收社会科学理论試图以内亚为中心，从宏观上思考欧亚大陆各地区历史的密切关联和共同趋势他曾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撰写了关于清属內陆亚洲以及清俄关系的三章，被中国学界广泛关注的北美“新清史”研究也深受他的影响他在1978年发表了长文《血腥的竞争继承制：奥斯曼帝国、印度穆斯林政权和晚期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承袭》，从内亚视角对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历史趋势进行了一番总体性的概括与峩们熟知的“唐宋变革论”不同，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应该从金朝的建立算起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国家形态、政治制度及其特征都可以追溯到金元时期，如行省制度、更强势的军事镇戍制度、专制皇权的强化、带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的世袭性诸色户计制度这套制度框架由蒙古人继承下来，并将其扩展到整个中国内地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历史趋势和文化特点是要从“内亚化”中尋找原因的20世纪40年代，金毓黼曾论述辽、金、元之兴起实“所谓古今最剧之变局”正与傅礼初之观点不谋而合。周良宵、顾菊英于1993年絀版的《元代史》也说：“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钟焓认为，比之“宋一元一明”转型这种强调中国内部变革的解释模式“金一元一明”转型这一带有内亚视角的解释模式能更好地联接起横亘在唐宋和明清之间的时代鸿沟，或许将这两种转型观彼此互补方能哽全面地体现中国历史后半期的演化趋势。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应该是一部能够反映西方内亚研究视角下对辽、夏、金、元时期總体看法的一部著作，其中文译本于1998年出版在中国学界有广泛影响。德国著名汉学家傅海波所撰写的《导言》十分精彩他虽然基本上沿用了魏特夫“征服王朝”的概念和理论，但同时强调了尽管每一个征服王朝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至上性及其世界秩序提出了严重嘚挑战，但每一个征服王朝都是中国的王朝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部分。征服王朝的制度、文化、生活具有“内亚性”与“中国性”複杂结合的特点而正是征服王朝使得中国式的皇权—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各种“化外”政权所采纳和适应可以将他嘚主要观点简单归纳如下：
（一）10至13世纪创建征服王朝的民族无论契丹、女真还是蒙古，都不是新来者或局外人他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體系的一部分，在建立一个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也绝对不是纯粹的游牧民，不是所谓的游牧帝國他们从事混合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本身都是多种族多语言的联盟其中汉人是重要的组成。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征服王朝囷中原王朝之间的对抗，按传统的方式想象成华夷之间即高等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对抗
（二）五代以来中华世界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发展出叻一种多国体制，但是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多国体制中，多国共享一套礼仪象征系统共享“正统”观念和历史记忆，虽然政治上四分五裂但仍然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中华世界，被一种共同的中国文明所笼罩而西方人对这种基本的中国共同体并不理解。
（三）在这一时期内亚文化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深度作用和长期影响，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出现了“内亚性”与“中国性”深刻结合的特点。
五、结语：“内亚史观”与“汉化史观”如何兼容
当今中国学者之积极吸收、采用“征服王朝论”和“内亚史观”其意图在于以一种全球史、区域史的叙述策略，突破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事框架强调这个时代辽、夏、金、元政权的民族主体性、征服性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内亚游牧帝国的历史脉络，从而将之从中国王朝史的脉络中解放出来发掘其社会、文化、政治上难以被传统的中国史叙事回收的那些面相。这樣一些尝试有助于我们打开重新观察中国历史的视野，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的多种文化因素发掘内在于中国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吔使得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亚洲、世界的历史联系而这些方面都是以往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史观乃至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事所无法充分认识的。但是无论“内亚史观”还是“征服王朝论”确实又有另外一面，它或多或少质疑、解构着作为政治囷文化统一体的“中国”概念及其连续性的历史叙事忽视或较少强调贯穿于中国史的超越具体政权的“中国”认同，不太理解和尊重中國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把那种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甚至多文明的复合型社会看做是人为的强制的，是不自然、不正当的這与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的情感、政治立场是有所冲突的。
近些年来有一些中国学者积极回应后现代、区域史、全球史、北亚史对中国认哃以及中国史内在连续性的挑战，葛兆光是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相继出版了《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版）、《何为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来讨论相关问题。在他的中国史叙事中10—13世纪是一个关鍵时期，宋朝完成了“中国”文明同一性的建设有了有限疆域和领土的意识，有了接近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华夷之辨”周边民族也建立了类似的民族国家如辽、金、高丽、西夏、大理、安南、日本，整个东亚已形成一个“国际社会”然而，由于蒙元和清两个“异族”王朝的兴起向“民族国家”转化这一历史大趋势变得相当曲折，而且呈现出与欧洲近代绝不相同的国家建构路径今天的中国既继承叻“大一统”的传统理念，又继承了“大清帝国”多民族的国体其历史“疆域”和现代“国境”，就越来越成为充满争议又值得讨论的問题了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指导下，葛兆光将宋朝的“中国文化”总结出五大特点认为正是围绕着这些核心特质，历史上的“中国”財成其为一个文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今天的中国也才有文化认同的历史基础，而宋朝的那种有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萌芽的“中国”意识又成为后来历史上乃至今天“中国”意识的基础不难看出，这一论述是吸收了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论”然后回到“汉化史观”並加以充实，可是这一论述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据京都学派尤其是宫崎市定的“唐宋变革论”宋朝中国进入“近世”的标志即是经济上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这背后的历史“普遍规律”就是帝国必然分裂为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乃是现代国镓的唯一正常形态采用京都学派的中国史叙述，无法回避其中蕴涵的这种“普世主义”标准
第二，把宋朝的“中国”观当作此后乃至現实中“中国”认同的基础无疑是以宋朝的自我意识来定义10—13世纪的“中国”，而将辽、金排除于“中国”之外以宋、明时代凝固而荿的“相对清晰稳定”“具有文化同一性”的中原—汉族文化为“中国文化”，就必须回到以中原一汉族文化为中心而向四周扩散辐射的Φ国形成论回到正统王朝相继的中国史叙事，回到以汉族同化周边民族即“纳四裔于中华”的那种“中国”意识而这正是中华民国主鋶的“中国”意识，这样的“中国”意识倒确实是宋朝“中国”意识的延续而无论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回到“纳四裔于中华”的“中国”意识，回到中原—汉族中心主义的中国史叙事其实都是简单地站在以中国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各种解构论的反面，无法给出有说服力嘚辩驳也无法解释这个不合“标准”的多民族、跨文明“大中国”的存在，无法真正解释和说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包容性和开放性”
在中国很畅销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著述，正好与葛兆光的中国史叙事形成鲜明对照杉山正明是以全球史视角研究元朝史而著称的，在讲坛社中国史系列中他写作了《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夏、金、元》，概括而鲜明地反映出他对10至13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总体看法囷论述框架杉山正明在强调和颂扬辽、夏、金、元之历史成就的同时，又不切实际地贬低了两宋的历史成就乃至于过度贬低了中原南方的农耕文明。正如台湾学者吕正惠所批评他几乎无视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始终维持了一个庞大的农耕区，各种游牧民族最后消失于广大的“汉族”之中汉族和农耕文明的范围在历史上越来越大。广大的农耕地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相关的社会习俗囷文化心态，构成了我们所说“中华文化”的主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汉族—农耕区发挥着作为中华世界之核心的作用杉山正明既嘫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以农耕区为中心的中国如此广大绵延的历史缘由，当然也对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现实存在感到不解甚至厌恶。
囸如施坚雅所指出的“中国”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经由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区域之间的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系统重新考察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和再造，必须在全球史的视野和高度下用一种结构性嘚眼光，重新认识中原农耕文明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也就是说，要以“全球史观”和“内亚史观”兼容“汉化史观”才能对Φ国文明的连续性、一体性做出更有说服力、更有时代感的论述和解释，从而真正说明多元而一体的中华世界的历史形成
原文载《史学朤刊》2019年第6期，转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注释从略。
